见证中国力量踏上国际油气舞台

  发布时间: 2019年09月03日 00:40:18   作者: 广丰能源网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这一转变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全局性影响,开发利用国外油气资源成为必然。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石油地质和勘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童晓光就根据局势变化,提出油气工业需要“走出去”,他认为“中国最终还得需要世界的能源”。石油工业迈开脚步走出国门,经历了哪些坎坷和艰辛?又获得了哪些成就和荣誉?

  童晓光向记者讲述了其亲历的我国油气“走出去”战略从萌芽到实施,再到重大收获的精彩故事。

  “走出去”想法萌芽

  1988年,我就有了推进国际石油勘探工作“走出去”的想法。为什么要建议“走出去”?当时大庆油田5000万吨原油年产量已经进入第12个年头(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行列),渤海湾盆地石油开采也正处于高峰期,当时中国的石油产量不仅足够国内使用,每年还可以出口2000万吨。但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国内油气开发上,从每年已有储量和产量看,储采比在不断降低,中国石油产量增长越来越赶不上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综合分析下来我认为,中国最终还得需要世界的能源。

  当时,有两次出国考察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是在1985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博士邀请我们去考察。当时,这家公司正好在哥伦比亚发现了一个大油田。这次考察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哥伦比亚油田的开发并不困难,中国也有能力“走出去”勘探开发哥伦比亚等国的海外油田。这也是我们此次美国考察之行的一致感受,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如何能拿到这些资源。

  第二次是在1988年,我受邀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AAPG)第73届年会做一个学术报告(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专业地质学家组织,已拥有来自116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0多名会员——编者注)。当时,很多石油资源国都在该年会上布设了展厅,将其国内油田的地质条件、资源条件,包括合作方式等一一展示出来。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去”从事跨国油气勘探开发的方向和途径。

  AAPG会议结束回国后,我撰写报告并向石油部(同年9月,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8年又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统称为中石油)领导等作了汇报,这也是我第一次提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建议,但部领导当时并没有立刻作出批示,只回复我:“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现在塔里木油田的开发更重要,你先去塔里木油田吧。”1989年,我以指挥部总地质师和地质研究大队队长身份参加了塔里木油田会战。这件事情暂时就被搁置了。

  1991年,我又被调回北京工作。因为在当年中石油的年终会议上,“开发海外”被列为当时中石油的三大战略之一。之后我就以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地质师、中石油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的身份,集中全力开展“走出去”相关工作。

  当时我主要负责海外新项目的评价。1992年我开始对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研究,基本结论是中国油气资源总量较丰富,而人均相对贫乏,必须利用国外资源。世界油气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丰富,有许多合作勘探开发机会。从1993年开始,我撰写文章将上述观点发表,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随后利用国外油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成为我国石油界和经济界的共识。

  苏丹:首战告捷

  那时“走出去”的地方有很多,但最成功的地区首属苏丹。

  1995年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与中石油中原油田组团一起去苏丹做了调研,回来后他们提出了“走出去”开发苏丹穆格莱特盆地6区块油田的建议。

  在此之前,美国雪佛龙公司已经在6区块勘探了很长时间,他们在那儿打了一批井,但认为没有勘探开发前景,选择了退出。中原油田一行那次考察回来先向我作了汇报,之后我们又一起向中石油领导作了汇报,但在是否要参与开发苏丹6区块项目问题上,总公司迟迟下不了决心。之后我自己又做了一番调查,重点研究了雪佛龙公司在AAPG上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认为开发苏丹6区块还是有希望的。中石油领导又一次听完我的汇报后,终于下定决心,苏丹6区块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去的海外石油勘探开发项目。我们对6区块开展了一番整体研究,在当时我们认为资源前景最好的东部凹陷开展了一系列地震勘探工作,选定井位,试油时一举获得成功。直到现在6区块每年仍有300多万吨的油产量。这次收获极大增强了我们“走出去”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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