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启示

  发布时间: 2019年10月21日 22:04:50   作者: 广丰能源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新局面,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李周研究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回顾了我国农业经济70年来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变化。

  

新中国农业经济体制的发展及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李周研究员

  《金融时报》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恢复国民经济,加快工业发展,赶超发达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哪些农业政策?农业经济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李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面对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积累率很低的国民经济体系。要加快工业发展,赶超发达经济体,必须最大限度地集中农业剩余。政府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为了让农民严格按照统购统销计划进行生产,政府又推出了人民公社体制。由此可见,扭曲贸易条件、统购统销政策和人民公社体制,是实施赶超战略内生出的一套制度。中国凭借这套制度在人均GNP很低的欠发展阶段达到了10%以上的积累率、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工资和工业原材料价格,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金融时报》记者:1978年以前的农业改革主要有哪些?起到了什么作用和效果?

  李周:为加快中国工业化集中农业剩余,只是国家农业政策的一个目标。国家农业政策的另一个目标是促进和稳定农业发展。然而,农业生产关系的贸然变更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使农业、农民和农村遭受了严重挫折。1978年前的农业改革是针对这些失误展开的。改革涉及三个方面:一是缩小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核算单位,以减少“一平二调”的负面影响。二是调整农业结构和发展社队企业。以增强生产队的经济实力。三是民主推荐生产队长。以试错方式找到乐于为集体经济成员做贡献的领头人。从总体上看,集体经济组织的成长性太慢,生产经营绩效持续改善的生产队的占比太小。要真正改变中国农业的发展状态,必须进行能快速且普遍奏效的改革。

  《金融时报》记者: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如何?

  李周:这个问题可以从4个方面来看:

  一是农业改革。中国的改革始于农业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是农业实行集体经济体制后农民应对经济困难的措施,并不是新现象;新现象是国家对这种做法由最初不准包产到户转变为不赞成但容忍它作为例外予以存在,再转变为认同它、支持它。为了形成全党和全社会共识,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论证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提出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都长期不变的主张;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着重阐释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和“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两个论断;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土地承包期由3年延至15年。在三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推动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得到迅速推广。农民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后生产积极性高涨。1979至1984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加上农产品提价,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中国农业改革实际上有两条线索。一是应对贫困的挑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应对沿边地区发展更快的挑战实行对外开放。1978年11月18日,广东省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它在时间上并不晚于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深圳农村当时采取的开放措施包括:瞄准香港市场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开展过境耕作;以股份分红和租借土地等形式发展各种类型的联合企业,开展小型来料加工和装配等;以补偿贸易方式发展规模化养殖业;开展边境小额贸易。

  农户成为生产经营和经济核算基本单位后,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产生了矛盾,于是国家推出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即把生产队改为合作社;撤销生产大队,设立行政村;撤销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成立乡政府。这项改革于1985年5月全部完成。全国共建乡、镇政府91138个,成立村民委员会940617个,村民委员会下设立村民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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